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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九次冲突:从亲密到决裂[下]

作者: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08-5-10 21:14:49阅读:

  第五次:

  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 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 >>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第六次:

  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

  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 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

  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 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 “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

  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

  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一号命令”:林彪与毛泽东唯一一次正面较量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指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您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待。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您不要烧了。”主席这才作罢。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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